这场“移民浪潮”也引发了全民热议：有人担忧住房紧张、医疗资源紧张等社会压力，也有人看到了推动经济发展的新机遇。

然而，深入观察不难发现，“移民”并非一个单一概念，而是涵盖了多个性质迥异的群体——从留学生、持工签的临时劳工，到永久居民中的经济类移民、家庭团聚移民，再到难民和庇护申请人等。因此，我们不能以“一刀切”的视角简单评判，而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近期，两组专家围绕当下两个焦点议题，提出了各自的观察与主张：

这两种看似对立的声音，实则汇聚于同一个核心命题：如何在不透支社会承载力的前提下，使移民政策既精准对接国家发展所需，又坚守应有的人道责任？

“海洋四省”，指的是加拿大东部的新斯科舍省、新不伦瑞克省、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以及爱德华王子岛省。

加拿大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长期以来，海洋四省都是国家经济地图上的“弱项区域”，面临人口老龄化、产业空心化与青年外流等难题。但近年来，一个显著的变化正在发生：移民，成了复兴的关键变量。

在新书《走向繁荣：大西洋加拿大经济的转型》中，作者Don Mills和David Campbell指出，过去五年，大西洋四省通过积极引进新移民，终于打破了人口和经济的双重停滞局面。

他们总结道：

“省级政府终于意识到，面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唯有通过移民实现人口增长，才能维持劳动力市场和基本经济运转。”

举例而言：

• 新斯科舍省制定了到2060年将人口翻倍至200万的宏伟目标；

• 新不伦瑞克省正在努力在十年内达到100万人口；

• 爱德华王子岛通过提升移民配额，带动了生物科技和航空航天两个高附加值产业的快速增长，现有60家相关企业，年产值超6亿加元，创造就业岗位超过3000个；

• 偏远城镇如雅茅斯（N.S.）、萨默塞德（P.E.I.）和米拉密奇（N.B.）开始吸引外来移民定居，缓解了长期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作者称这场变革为“经济复兴的早期阶段”（early stage of an economic renaissance），并强调这是加拿大其他省份值得借鉴的地方发展路径。

移民政策不能“一刀切”

虽然移民带来经济正效应，但Mills与Campbell也指出，移民增长必须有节制，不能一味追求“数字上的增长”，否则反而会加剧社会系统的压力。

他们对特鲁多政府时期的开放策略提出批评，称其“打开大门太快”，导致住房紧张、教育医疗系统负担加剧，尤其在资源本就紧张的省份更为明显。

Don Mills表示：

此外，作者还警告当前联邦政府正尝试对临时居民和国际学生施加“人口占比上限”（不超过总人口5%）的政策，如果缺乏地方弹性调整机制，可能会对本就脆弱的区域经济带来“釜底抽薪”的负面影响。

Campbell指出：

他们强调，联邦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必须充分倾听地方政府的声音，特别是像海洋四省这种人口基础薄弱、发展依赖定向移民的地区。

实证案例

Don Mills本人也分享了他的实务经验。他在2019年接手一家名为Cabco的基础设施布线公司时，公司仅有40名员工。如今，在大量引入新移民后，员工已达100人。

他说：

“我们一直在招人，很难找到具备技能的本地劳动力。移民真的帮了大忙。

他们勤奋、上进、有目标，这些品质在很多本地年轻人身上反而稀缺。”

爱德华王子岛省生物产业集群“BioAlliance”的发展路径也成为典型案例：这是一个由私营部门主导的非营利平台，在过去20年内带动60家企业落地、构建起出口导向型产业体系。移民政策的灵活性和地方主导权是其成功关键。

此外，作者也建议：

• 将移民政策与产业发展挂钩，优先支持有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

• 发展绿色能源（如海上风电、小型核能）以吸引技术型移民；

• 在资源开发方面推动省际政策协同，打破过度环保主义的投资壁垒。

  
  

与经济类移民的“有序引才”不同，加拿大当前的难民制度正暴露出一系列严重的功能性问题。根据专栏作家Chris Selley在《国家邮报》的观察，加拿大的庇护制度“早已过期”，需要系统性重建。

善意初衷正在“失控变形”

截至2025年3月底，加拿大待审的难民申请案件已高达28.1万件，创下历史新高。

而2023年多伦多发生的一幕，更令全国警醒——在庇护系统资源枯竭的背景下，难民被拒之门外，部分新到者只得在市中心人行道上搭建帐篷，依靠福音派教堂临时提供的庇护度日。

《国家邮报》专栏作家Chris Selley对此毫不讳言地评论道：

难民制度的善意设计，正面临系统性失衡，其主要问题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 申请泛滥，筛查缓慢

如今的庇护系统几乎无法在短期内甄别哪些是来自真实高风险地区的申请者，哪些是借庇护名义“政治避险”或“签证逾期”的滥用者。大量案件滞留，加剧了积压。

2. 法律资源匮乏

长期以来，安省法律援助资源紧张。庇护申请人常因缺乏专业法律代理而陷入程序困境。Selley直言：“Google一下‘安省法律援助危机’，你就知道问题有多严重。”

 3. 定居障碍重重

来自非洲等地区的新难民在加拿大最大城市落地后，常遭遇住房短缺、就业困难、语言不通、学历不被认可等多重障碍，陷入“被接纳但无法融入”的窘境。

 4. 宗旨模糊，目的混淆

最引发争议的是个别庇护案例明显偏离制度初衷。例如一位美国LGBTQ人士因“不愿回到特朗普执政下的家乡”而寻求庇护——虽然法院最终因“驱逐前风险评估”程序不全而暂停遣返，但该案却让公众开始质疑，加拿大的庇护制度是否已从“避难”演变为“择国而居”的通道。

Selley对此表示：

更令人担忧的是，真正身处高危地区、生活在极权或战乱国家的LGBTQ群体或宗教少数族裔，却因资源分配不均，媒体曝光率低，反而更难获得系统关注与庇护资格。

推动“庇护系统”双轨重构

Selley与《经济学人》的观点在根本上达成一致：

难民制度的本意，是为那些被迫逃离家园、面临生命威胁的人提供“安全”，而非为全球人提供“通往富国”的快捷路径。

《经济学人》杂志称：

约1.23亿人因冲突、灾害或迫害而流离失所……所有这些人都享有寻求安全的权利，”

“但‘安全’并不意味着获得富裕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准入。

事实上，富裕国家重新安置难民，永远只能是解决方案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

这并非对人道原则的背弃，而是为了让有限资源真正用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形成更公平、更有效、更可持续的全球庇护体系。

Selley与《经济学人》提出了以下改革方向：

 鼓励“区域庇护”

通过与文化、语言相近的周边国家合作，构建稳定的地区性避难网络。富裕国家则以经济援助、技术转移等方式支持这些地区的庇护能力，而非将所有资源集中于少数“成功登陆者”身上。

设立明确门槛

如加拿大政府提出的C-2法案：抵达加拿大一年内必须提出庇护申请，签证过期者或滥用漏洞者将自动丧失申请资格。同时，修补“安全第三国协议”中的漏洞，防止非法越境者以规避手段合法化申请。

审慎筛查与制度守门

重新审视庇护申请人来源国与真实风险状况，优先安置真正无处可逃者，而非“可选择性迁徙”的个体。以公信力和公平性重塑庇护系统的正当性。

Selley总结道：

“如果我们真的有能力接纳28万人，那多伦多街头就不会有人露宿。

如果将这些资源用在帮助他们留在更接近家园的地方，能救的人会远远更多——即便他们得不到发达国家的繁荣，但他们会拥有最基本的安全。

而这，才是制度的初衷。”

加拿大的移民政策，早已不再是单一轨道下的输入系统，而是一台牵动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人道价值与地方发展多重结构的复杂引擎。

正如专家所言，我们不能将“为加拿大选才”与“为世界避难”混为一谈。前者是战略工具，后者是道义担当，但两者都必须在制度上有所为、有所限。

要确保加拿大未来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的不是简单的“欢迎或拒绝”，而是更理性、分层、有韧性的政策组合。

或许唯有让移民各归其类、制度各守其责，加拿大才能在全球动荡与人口竞争中走得稳、走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