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发起美加贸易战之前，移民无疑是加拿大最受关注、争议最大的公共政策议题。

那么，从2000年到2024年，这二十多年间，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和移民格局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 一方面，移民的绝对人数显著增加；

• 另一方面，临时外籍劳工和国际留学生在移民总数中所占比例也明显上升。

2014 年，联邦政府对主要的临时外籍劳工计划（TFW）进行了重组，并与新设立的国际流动计划（International Mobility Program，IMP）进行区分。

新规要求，大多数雇主在聘用临时外籍劳工前，必须完成劳动力市场影响评估（LMIA），以证明没有合格的加拿大人可胜任该职位。这一规定旨在防止雇用外籍劳工对本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不利影响。

然而，许多雇主及其行业协会对 LMIA 要求颇为不满，并寻求“变通办法”，包括施压政府允许他们通过 IMP 引进低技能工人——尽管该计划原本旨在为高技能的临时移民提供签证，而且不要求 LMIA。

实际上，IMP 在雇主和行业协会的游说下，逐渐被用于引进不同技能水平的外籍劳工，其中相当一部分并不符合严格意义上的“高技能”标准（Chartrand 和 Vosko，2021）。久而久之，IMP 成为加拿大接收非永久外籍劳工最主要的渠道。

2015 年，联邦政府启动了快速通道（Express Entry，EE）系统，用于处理经济类技术移民申请。

• EE 使用综合排名系统（CRS）对申请人打分，定期邀请高分者申请永久居民身份；

• 系统最初对持有加拿大雇主工作邀请的申请人给予额外加分，这在一定程度上让部分技能较低、但已获得工作机会的人受益；

• 后来加分被下调，以减少短期劳动力需求在移民甄选中的比重，更倾向于选择人力资本水平高、长期经济贡献潜力大的申请人（Mahoubi，2024；阿尔伯塔省商业委员会，2023）。

  
  

2016 年初，特鲁多政府成立的经济增长顾问委员会提出：

• 将年度永久移民配额从2016年的30万提高到2021 年的45万；

• 增加经济类移民的比例；

• 重点吸引顶尖商业人才和国际学生，尤其是加拿大存在技能短缺的行业和岗位；

• 放宽对高级管理人员及特定高技能岗位的 LMIA 要求；

• 进一步扩大国际学生数量，并帮助他们在取得加拿大学历后转为永久居民。

联邦政府对此建议积极响应，从2017年起逐年提高永久移民目标，计划在 4–5 年内达到 50 万人。还在 2017 年推出全球技能战略（GSS），为高技能工人和研究人员提供免 LMIA 的短期工作许可。

2017 年后，加拿大向 TFW 和 IMP 项下的临时工人签发了史无前例的签证数量，尤其是 IMP 规模迅速膨胀。

联邦政府还放宽了毕业工签（PGWP）的发放，允许更多在加完成学业的国际学生工作 1–3 年，并可借此积累经验申请永久居民。与此同时，政府对国际教育行业几乎不加限制，令大专院校大量招收付费更高的留学生，从而获得额外收入。

这种趋势，再加上临时工人数量的快速增长，使加拿大的非永久居民人数在 2020年后出现了爆发式增长。

2021 年疫情缓解后，劳动力需求激增，尤其是零售、餐饮、旅游、住宿等在疫情期间部分停摆的行业，许多雇主和行业协会呼吁政府放宽外劳引进。

联邦政府随后：

• 允许国际学生在学习期间每周可工作 40 小时（原上限更低）；

• 放宽部分留学生配偶的工作许可条件；

• 2023 年调整快速通道，优先吸引法语人才，以及医疗、STEM、技工、运输和农业领域的申请人（Bijelic、Burshtein 和 Dingle，2023）；

• 继续大量吸纳持临时签证且有加拿大学历或工作经验的人作为永久移民。

2021–2023 年间，超过 50 万 临时居民转为永久居民，占此期间永久移民总数的三分之一（Young 和 Lalonde，2024）。

2020 年疫情后，加拿大人口增速创历史新高（2022 年增 2.5%，2023 年增 3.1%），主要由永久移民和非永久居民共同推动。大量人口流入集中在城市，加剧了住房紧张、医疗等公共服务压力。2024 年就业市场转冷、失业率上升，加剧了公众担忧。

在民意压力下，联邦政府于 2024 年底公布2025–2027年移民水平计划，大幅下调目标：

• 永久居民配额从 2024 年的 464,265 人降至 2025 年的 39.5 万人、2026 年的 38 万人、2027 年的 36.5 万人（原计划逐步增至 50 万）；

• 大幅削减省提名配额；

• 减少临时工作许可和学生签证数量；

• 收紧留学生在学期间可工作的时间限制；

• 目标是在 2027 年将非永久居民占总人口的比例降至 5%（2024 年第三季度为 7.4%）。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这一目标难以实现，因为大量临时居民在签证到期后并未离境。

近年的加拿大移民模式有两个显著变化：

1.2015 年后整体移民增长速度大幅加快

从移民对人口增长的贡献看：

• 2000 年，移民人数约占当年总人口的 1.5%；

• 2010 年为 2.0%；

• 2015 年为 2.1%；

• 2024 年跃升至 5.0%。

• 2000–2015 年间，移民总人数的年均增长率为 4%；

• 2016–2024 年间，增速接近翻了四倍，年均增长率达到 15.1%。

• 需要注意，2020 年受新冠疫情的国际旅行限制影响，移民流入量大幅下降，但随后的反弹可能包含了疫情期间被延迟处理的申请。

2.非永久居民占比显著上升

• 2000–2015 年：永久居民比例下降了 13.2 个百分点（年均降 0.83 个百分点）；

• 2016–2024 年：下降 9.7 个百分点（年均降 1.1 个百分点）。

• 从 2000 到 2024 年，永久居民在移民总数中的比例持续下降，且 2015 年后降幅加快：

永久居民类别构成

加拿大的永久居民长期分为三大类：

1. 经济类

2. 家庭团聚类

3. 难民/人道保护类

2000–2024 年间，这三类的比例总体比较稳定。

• 经济类占比：2001 年约 61%，2024 年约 58%；

• 最高点出现在 2010 年（67%），2015 年为 63%，此后占比有所下降；

• 经济类占比下降，与难民类占比上升几乎同步。

难民类的波动较大，受全球政治危机等因素影响明显。

• 2001 年和 2010 年，难民类均占永久居民总数约 12%；

• 2016–2024 年间，难民类占比平均为 16%。

非永久居民的类别变化

2000–2024 年非永久居民的三大主要签证类别：

1. 学习许可（Study Permit）

2. IMP 工作许可（国际流动计划）

3. TFW 工作许可（临时外籍劳工计划）

主要趋势：

• IMP 工作许可人数在绝对值和占比上都有显著增长，尤其是 2015 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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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2015 年，IMP 占非永久居民总数的平均比例为 33.5%；

• 2016–2024 年，这一比例上升到 41.4%。

• 相反，TFW 占比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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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2015 年平均为 37.4%；

• 2016–2024 年下降到 12.5%。

国际学生的激增

加拿大国际学生人数的增长备受关注，也被认为推高了部分地区的租房市场需求。

• 学习许可人数的拐点出现在2015 年左右，2023 年达到峰值 681,400 人；

• 占非永久居民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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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2015 年平均40%；

• 2016–2024 年上升至46%。

综上所述，2015 年后的加拿大移民模式特点鲜明：

• 移民总量显著增加；

• 非永久居民的绝对数量和占总移民的比例同步上升；

• 这种趋势主要由 IMP 工作许可的激增推动，其次是国际学生数量的增加。

  
  

移民的正规教育水平以及其是否能使用至少一种加拿大官方语言，一直被认为与其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观察加拿大移民规模和构成的变化，是否伴随了移民受教育程度和语言能力的变化。

2001–2021年间，移民与本土出生加拿大人中，拥有学士学位及以上学历的人所占比例的估算值。

以上图表主要发现：

• 在 2011、2016、2021 三个普查年份中，无论是新移民（抵达不足 10 年）还是已定居移民（抵达 10 年及以上），拥有学士及以上学历的比例都高于本土出生加拿大人；

• 2011–2021 年，已定居移民中拥有学士及以上学历的比例显著提高，这可能部分归因于在加拿大学习后留下的国际学生人数增加；

• 2021 年，移民总体中拥有学士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 32.0%，新移民为 55.3%，已定居移民为 39.8%；相比之下，本土出生的 25–34 岁群体为 32.6%，35–64 岁群体为 24.8%。

以下表格显示了移民在各个普查年份中，会说法语、英语、双语（法英皆会）或两者皆不会的比例。

主要发现：

• 绝大多数移民在普查中自报能说至少一种官方语言；

• 法语使用者比例在缓慢上升，而英语使用者比例略有下降；

• 2021 年，近94%的移民表示能说英语和/或法语；

• 需注意：普查数据基于自我报告，可能与标准化语言测试结果存在差异，而后者更能反映真实语言能力。语言能力已被多项加拿大研究证明是影响移民劳动力市场表现的重要因素。

移民对加拿大经济的贡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能否找到与自身教育和培训水平相匹配的工作。

在这方面，加拿大的职业许可和资格认证制度的限制，被批评为使许多高学历移民难以进入与其资质相称的岗位。不过，普查数据并不直接显示移民的“就业不匹配”情况（即高学历移民从事低技能岗位的比例）。

以下表格提供了2001–2021年间，拥有学士及以上学历的移民与本土出生居民的就业率对比：

主要观察：

1. 无论是新移民还是已定居移民，其就业率在所有普查年份中都低于本土出生居民；

2. 新移民的就业率在 2021 年明显高于此前各普查年份；

3. 已定居移民的就业率则在 2021 年略低于以往；

4. 数据支持了这样一种担忧：高学历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总体弱于本土出生同类，但这一差距在近年的新移民群体中可能有所缩小。

2015 年之后的加拿大移民模式，与此前相比有明显不同，这反映了移民政策方向的变化。

• 在过去十年中，移民总量显著增加；

• 非永久居民（NPR）的人数和在总移民中的比例双双上升；

• 难民和庇护申请自 2010 年代中期以来也有明显增长。

这些变化主要源于持国际流动计划（IMP）工作许可入境的人数大幅增加，其次是国际学生数量的提升。这两条路径在近年增长加速，尽管联邦政府在 2024 年底宣布的政策已经预示未来将显著减少非永久居民的流入。

目前，政策制定者、学界专家和媒体评论界似乎形成了一个共识：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之后，加拿大的移民流入量“过高”。

但与此同时，针对非永久居民——尤其是国际学生——对加拿大的长期净经济效益的实证研究仍然不足。

此外，对于如何最大化高学历移民（包括在加拿大学习的国际学生）对经济的贡献，相关的批判性分析也不多。另一个重要但鲜少被研究的问题是加拿大的移出趋势及其决定因素，这其中包括本土出生人口和已登陆的第一代移民离开加拿大的情况。

这些问题将在未来的移民系列研究中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