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如果人口在减少，劳动力也在减少，那么这里涉及的是人均水平和总体经济规模之间的区别。这不是在“归咎”于人口下降，而是在陈述事实。

我简单解释一下。

疫情之后，人们进入加拿大有几种不同的途径。

一种是受到控制的正式移民体系，包括积分制、经济类移民和家庭团聚。这部分过去一直在逐步增加，大约30万人。

另外还有寻求庇护者。显然，这部分并不是政府能够完全控制的，人们来到加拿大以后提出庇护申请——我们有基于权利的程序，运作方式如此——而人数会根据具体情况发生变化。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过去基本上没有上限、由需求驱动（uncapped and demand-driven）的部分：

国际学生和临时外国工人。

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高等教育机构可以招收国际学生，而临时外国工人同样受到需求推动。

疫情之后，这两个渠道的需求出现了激增。

结果就是，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这部分人口占加拿大总人口的比例从大约3%增加到了7.5%。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

当然，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

长期以来，我们每年接收的移民大约相当于全国人口的1%。

但前面所说的快速增长，给加拿大的教育体系、住房以及其他方面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我们后来不再让这些渠道完全由需求决定，而是开始设置上限。

与此同时，高等教育领域还出现了一些所谓的“文凭工厂”（degree factories），它们的存在更多是为了获得签证，而不是真正满足教育需求。

不是。

特朗普开始第二个总统任期之后几个月，我们就已经进行了这些调整，所以这些变化并不是由此推动的。

我们过去一段时间真正做的事情，首先就是把整个系统控制住（getting the system under control）。

如果加拿大决定通过正式移民体系接收50万人，再接收一定数量的临时外国工人和国际学生，那么我们就应该设定上限，然后按照这个数量接收。

但过去有些年份，原本可能预计接收70万人，最后却达到了200万人。

对于一个人口只有4000万左右的国家来说，这是非常大的超额增长。

而且进入加拿大并没有那么容易，对吧？

如果从美国过来相对容易，但除此之外，基本都需要坐飞机或者乘船。

所以，我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这种情况控制下来。

而现在，我们已经把它控制住了——国际学生人数下降了60%，临时外国工人下降了50%。

其中一部分确实来自政策收紧，而从流入量来看，寻求庇护者的人数也下降了大约三分之一。

现在，问题开始变成：我们什么时候恢复人口的受控增长——这本就是加拿大的特性。

所以，这种增长会发生，我们只是希望确保一切都处于控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