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措施的初衷十分明确——既要缓解住房、医疗等公共资源的压力，又要让移民体系更有针对性地服务于经济与劳动力市场。

从结果来看，这些调整确实带来了一定成效。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国际学生人数锐减，高校的学费收入骤降，许多大学再次陷入财政困境；与此同时，多伦多因难民激增与联邦拨款削减而面临巨额资金缺口，庇护体系告急……

据当地媒体报道，安大略省高校迎来了近二十年来最庞大的新生群体——今年秋季超过8.4万名本地学生确认入学，比去年增加了5,100人，规模甚至超过当年“取消13年级”的“双届生”高峰。

按每位学生8,500加元的平均学费计算，这部分新增本地生应带来约4,300万加元的额外收入。

然而，这份“增收”的喜讯却被另一边的“失血”抵消：国际学生人数骤减，导致高校预计损失1.24亿加元的学费收入，净缺口高达8,100万加元。

这一情况并非个别学校的困境，而是全系统性的危机：

• 西安大略大学、特伦特大学、渥太华大学、OCAD大学等多所院校的国际生注册人数都出现了两位数下滑；

• 劳伦森大学四年前因财务危机寻求债权人保护，如今虽有小幅回升，但仍远低于疫情前水平；

• 对中型大学而言，哪怕失 十几名国际学生，年度收入也会锐减近百万加元。

与此同时，安省政府继续维持学费冻结政策，公共拨款也长期处于全国最低水平。尽管过去18个月省府已额外注入20亿加元，但根据教职工协会测算，要使资金水平达到全国平均线，还需27.8亿加元的即时投入。

换句话说，本地学生增加带来的“量”的增长，远不足以抵消国际学生减少带来的“质”的缺口。移民政策的调整，正在让高校对国际生学费的依赖显露无遗。

教育之外，移民政策的连锁反应同样深刻冲击城市财政。多伦多市长周树藩（Olivia Chow）近日致信市议会，直言联邦政府在临时住房援助计划（IHAP）上的新资助方案，远低于以往水平。

更为关键的是，2025年8月，联邦政府宣布自9月20日起取消对难民/庇护者的酒店安置费用补贴——理由是该项目自2018年以来已耗资21亿加元，难以为继。这一决定意味着数千名目前居住在“庇护酒店”的难民申请者，未来的安置成本将完全由市政府自行承担。

具体来看：

• 过去，联邦通常承担约95% 的难民安置成本；

• 但在2025年至2027年的新周期内，移民部IRCC仅承诺支付39%，即2.61亿加元，远低于多伦多申请的6.71亿加元；

• 单在2025年，庇护经费就将出现1.07亿加元缺口。

这一缺口带来了一系列现实后果：

• 原计划新增的250个庇护床位 被迫搁置；

• 减少难民庇护停留时间的个案管理系统 推迟落地；

• 目前约3,500名难民占据庇护体系40% 的床位，直接挤压本地无家可归者资源；

• 庇护酒店原本计划逐步淘汰，但在联邦补贴终止后，市府要么继续埋单，要么面临难民露宿街头的窘境。

事实上，自2021年以来，多伦多收容的难民人数已增长超过十倍，从每晚530人暴增至2024年8月的6,500人。虽然近期回落至3,500人左右，但规模依然庞大。

周树藩直言，这笔联邦“资金削减”无异于向市民强加了一次超过2%的房产税上涨。而联邦与市府之间的拉锯，早在2023年就曾引发过“难民露宿街头”的尴尬局面，如今问题再度浮现，再次凸显移民政策背后的财政承载力挑战。

加拿大的移民优势在于开放与多元，这不仅塑造了国家的文化认同，也支撑了经济活力。但如果财政与公共服务体系无法同步扩容，这份优势就可能在教育困境与难民争议中被逐渐消耗。

移民政策不只是“接纳多少人”的人口战略，更是一场关于财政承载力、社会公平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考验。

未来，加拿大需要的不仅是继续保持对移民的开放姿态，更是建立起一套与人口增长相匹配的财政机制和公共服务保障。只有在“开放”与“承载”之间找到平衡，才能真正把移民转化为社会财富，而不是公共危机。

毕竟，移民虽然能带来机遇，但机遇需要制度和资源来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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